萍是一个持家的女人，她把家里的事干得井井有条，而我就安心地在外跑生意，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就在那一天，我遭遇了车祸，从此我的生活发生彻底改变，似乎从天堂一下掉进地狱。
　　　　我希望从此以后，别人能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我，这样我会好受些。我已失去了温馨的家庭，失去了创作的能力，不想连做人的尊严也失去！
　　
　　
　　■讲述人：采翔■年龄：41岁■职业：农民■采访人：本报记者许静■采访地点：本报接待室
　　
　　　　（因为车祸后遗症，采翔表达起来有些困难，但他还是努力地说清了他的故事。他的故事让人感慨人生无常。）
　　
　　A曾经是文学爱好者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看书。读书期间，我把自己写的文章放进一个专门的本子里，每天都会翻翻写写，有时候还把以前写的改一改。就这样，我的文笔锻炼得还不错。
　　　　1984年，我高中毕业，已经16岁了，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在上班的空闲时间里，我就试着给报纸、电台投稿。那时，随州还属于襄樊地区，我的许多稿件被襄樊人民广播电台采用，随州报也登过我的文章，这些都极大地鼓励了我。也是因为我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村里人想写些什么都会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帮，大家都认为我这人很不错。
　　　　11050年，我们镇上成立了一个文学爱好者协会，我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这个协会，还负责协会刊物的编辑，有时也会写写文章。在这个协会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萍。
　　　　萍和我是一个乡镇的，只是不同村。因为我们村有个采茶场，而萍的父亲与村主任认识，村主任便把萍安排在采茶场工作。萍是一个单纯、清秀的女孩，虽然她只是初中毕业，但是对文学情有独钟。她常写文章，有时候会把文章拿给我看，让我帮她改改。我总是中肯地指出她文中的不足之处，而她总是虚心地接受我的意见。就这样一来二往我们逐渐熟悉起来。
　　　　我对萍有好感，不过没好意思直接跟她说，而是写了一首诗送给她，诗的名字就叫做《采茶姑娘》，那首诗还在随州市青年诗歌学会办的一张报纸上发表过，萍挺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心意。（采翔一边说，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破烂不堪的旧报纸，记者看到了那首诗歌，“一行行是绿龙掀起的波浪，从山这边涌起，到山那边躲藏，姑娘迎上了，轻轻为它梳妆……）
　　　　
　　B建起一个美满家庭
　　1987年，村支书觉得我不错，便把我从学校里调出来，帮忙搞土地普查。普查工作搞了半年后，我不想再去学校了。因为家里弟弟妹妹都要读书，需要钱，而在学校教书一个月才三四十元，远远不够。于是，我想到了找舅舅帮忙。舅舅在第二棉纺厂工作，那个时候厂子的效益挺不错的，一个月能拿三四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在第二棉纺厂工作了三年，这期间我与萍较多时候靠书信联系，见面的时候较少。一则，厂子离我们家挺远的，我大半个月才回去一次，休息的时间又紧张，回去了帮家里做做事，时间很快就过去，难以挤出时间去看萍；二则联系不是很方便，有时候我去找萍，她也回家了，碰不到她。即使如此，我和萍的感情还是在稳步发展。有时候想见我了，萍便抽出时间到我们厂里来，厂里的同事都开我们两个的玩笑，弄得她的脸红像苹果。
　　　　1990年初，我感觉厂里的一些制度不好，可能会制约发展，便从厂里辞职，自己开始做香菇生意。那时，我年轻头脑又灵活，首次“下海”便赚了一些钱。当年，我便把萍娶进了门。萍是一个持家的女人，她把家里的事干得井井有条，而我就安心地在外跑生意，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村里的人都很羡慕我们。1992年，我们的女儿出世了，家里又多了一份开心与快乐！
　　（在讲述曾经美满的家庭时，采翔的表情是柔和的；沉浸在美好回忆中，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1995年7月照的，照片上的一家三口很幸福的样子。）
　　　　
　　C飞来横祸妻子远去
　　1998年7月15日，一个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就在那一天，我遭遇了车祸，从此我的生活发生彻底改变，似乎从天堂一下掉进地狱。
　　　　那时是夏天，香菇没什么生意，我便在镇上做起了“摩的”司机，赚些钱。那天，我送一个女孩到镇上车站乘坐到随州的车。我一个人回来的路上，在一个转弯处，我的摩托车与迎面而来的另一辆摩托车撞上了，当时我就不省人事。醒来后，才知道我已经昏迷20多天了，而那个人只是皮外伤。后来，派出所民警过来调解，说我和另一个人应各负一半责任。我和萍都不答应，便将那人告上了法院，想寻求一个公道。
　　　　在我刚开始住院的时候，萍还履行着一个妻子的责任，到医院来照顾我。可是，法院受理调查等还需要一段挺长的时间，我住院花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而最后一次大手术又等着用钱。就这样，那个摩托车主找到我的老婆萍，劝她说：“算了，何必把事情弄那么大，要上法庭，我给些钱私了就算了。再说了，即使上了法庭，也不一定能宣判赔那么多。”在一番劝说下，萍动心了，那人便分期给了2.2万元。
　　　　尽管得到了治疗，可是我还是留下了癫痫病的后遗症。慢慢地，萍看到我的样子就有些烦了，我已经没有能力出外赚大钱了。1999年，萍对我说要出外打工，要不然女儿没钱读书。我心里明白，萍出外打工，意味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灵上的。可是，我没有理由阻止。
　　　　2003年，萍终于提出离婚了。我对她说：“你怎么那么狠心呢？”她没说什么，可是态度还是很坚决。我要求她付给我1万块钱，因为我已经失去了一定劳动能力，以前家里的钱都是她管着。可是，萍不肯，我们离婚的事就这样拖着。后来，萍把女儿带走了，离开了这个家，在城区一个地方住。
　　　　
　　D希望不要受到歧视
　　妻子离去后，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呢，难道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吗？可我也只能想想，没有办法去改变事实，而且我要自己谋生活。我有一个堂姐在城区搞百货批发的，我就会到她那里去进些货，然后到各村里去卖货，赚点钱自己花。有时候，我会去弄些蜂蜜回来卖。有时候手里有些余钱，就会给读高中的女儿送过去。女儿似乎有些怕见我，这让我挺难过的。
　　　　在各村卖东西，我最怕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在很多人的眼里，癫痫病与智力低下、与傻子划上等号，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说话虽然思路不是很清晰，但是慢慢说还是能说清楚的，而且我的病发作的机会很少，几个月才发一次。因为这个病，我还被人欺负过，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只想靠自己养活自己，又没有招惹到别人，为什么总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我希望从此以后，别人能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我，这样我会好受些。我已失去了温馨的家庭，失去了创作的能力，不想连做人的尊严也失去！（采翔在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语气是坚定的。记者也祝愿他的这点愿望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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