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夏明元算笔账：精减下来的435人，以每人每年开支2万元计，财政每年可节约870万元，这还不包括行政办公等其他成本。
　　　　这笔巨额开支的减少，成为随州市大部门制实施的原始诱因。而随之带来的行政效率的提升，则成为其后来矢志坚持这项改革的充分理由。
　　探索：艰难而坚定
　　　　人减了，机构少了，工作还是要保质保量地完成。
　　　　满负荷、高效率地运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设机构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的感受很深。
　　　　随州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保合一”，社会保险事业中心27个编制，负责59.2万人次参保人员的保险费征收、保障金支付30多亿元。
　　　　在其他地市，这一任务一般由4个机构、80余人完成。“过去医保和养老保险分开，两套人马去企业，今天去，明天来，企业很烦。现在一次征收，减少了对企业的频繁干扰。”劳保局局长夏卫东说。
　　　　去年肆虐全省的稻飞虱在随州得以有效扼制亦得益于这种体制。
　　　　由于农药监理、植物检疫、保护等6个机构均为农技推广中心内设科室，中心作为农业局的二级单位，可以迅速调集和协调力量，使稻飞虱迅即被有效控制。
　　　　不过，“瘦身”后的苗条政府也曾面临“肠胃不适”的阵痛。
　　　　本级机构虽然合并，但上面的“婆婆”并未减少。如经委3块牌子，对应省里9个单位。于是，加班加点成为家常便饭，有时应付中心工作，通宵达旦亦非鲜见。
　　　　而且，机构合并造成的职数减少，堵塞了不少职员升迁的通道。一些人抱怨：城市升格了，自己级别反而降了，权力含金量也大打折扣了！
　　　　2004年，一些单位擅自更改机构名称，提高规格。时任市长祝金水找相关部门领导谈话，责令整改并写出书面检讨。
　　　　2006年9月，市直60家党政机关、128家事业单位机构的编制、15万条信息资料全部上网公开，接受监督。
　　　　编制就是纪律，编制就是法规，编制就是高压线。地级随州市成立8年，历经两届政府、三任书记、三任市长，编制一直没有突破860人这一最初设置。“我们在编制问题上，控制得有些不近情理、不近人情。”马清明说。
　　　　省委、省政府对随州的大部门制非常认可。在2003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吴超发言，介绍经验。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十分赞赏。省里主要领导也曾公开表示，任何单位不得干预随州的机构设置，只要有干预的，随州市可以直接向省委举报。
　　困惑：挡不住前进的步伐
　　　　不搞上下对口，不搞横向看齐，随州大部门制一度显得另类。
　　　　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条例》规定地市以上必须组建。但随州考虑到国企数量不多，随着改制的进行还将缩小，就没有成立单设机构。
　　　　随州信息产业经济总量曾居全省第二，仅次于武汉。波导、爱多、武大光子产业园纷纷落户，其信息产业成为仅次于专用汽车的工业经济板块。但随州并没有单设信息产业局，只是赋予经委信息产业管理职能。因为，在大部门制的理念中，信息产业只不过是工业经济的一块。
　　　　部分机构设置“不对口”，必然会引起上级部门支持力度的弱化。为消解不利影响，随州相关部门作了不少工作。
　　　　一次次跑上级部门频繁解释。市里主要领导，也经常利用到武汉出差的机会，主动到相关厅局沟通。
　　　　对部分实在无法通过上级验收的机构设置，则通过“三定”以及合署办公的形式予以变通。
　　　　对于确需增设的事业机构，宁可适量拨付经费，绝不放松编制。如老促会、老体协、贸促会等，均未核定编制。此外，市直25个二级机构，给牌不给编，人员在办公室内部调剂。此举，减员200多。
　　　　编制是死的，职能调整则是动态的。随州大部门制并非盲目整合，而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职能强弱，该加的加，该减的减。
　　　　比如，他们先后设立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执法局。
　　　　有的还要分出来。如种子站，作为农业大市，强化它是对农民利益的保护。
　　　　有的还要整合，如扶贫办就可以考虑合到民政、农业局中去。
　　　　还有农业这块。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中都有农业科室或部门，都是围绕农业做文章，可以进一步整合，建立一个大农业部门。
　　　　随州大部门制步履艰难地走来。现在，终于走出“孤岛”困境。其不懈探索的宝贵经验，具有样本性示范意义。马清明称，十七大报告中已提出，要“统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机构设置”，这为随州大部门制的下一步改革廓清了思路。
　　　　随州的大部门制改革，前途光明！
　　（原载湖北日报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