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同意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至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从目标到实施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对即将出台的第6次机构改革方案，梳理过去5次改革的得与失，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清晰可见。
　　　　五次改革一条主线：精兵简政转变职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一直研究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转变职能、提高效率。
　　　　1982年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前，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多达100个，领导职数急剧增加。汪玉凯说：“当时冶金工业部，正副部长一共有24位。”此次机构裁减，国务院撤并了39个部门。
　　　　回头看1982年的改革，其成功点不仅在于精兵简政。这次改革的深远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二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
　　　　当1988年推动第二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国改革的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其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1993年的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即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始于1998年。这次改革精简力度很大，改革前国务院有40个组成部委，结果减少了11个。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外，这次改革将其他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都撤消了。同时，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机构，提出公务人员要减一半，国务院当时3．4万人减了1．7万人。
　　　　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南开大学周恩来管理学院 “大部门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朱光磊教授说，前5次行政体制改革，通过机构精简和调整，总体上适应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是，改革还缺乏政府职能切实转变的基础，改革对象大多集中于经济管理部门，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关注不够。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第6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十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着眼于科学发展、改善民生，在大部门体制改革等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五次改革一种动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梳理5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的每一次任务，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提出来的，不是空穴来风。反过来，行政体制改革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汪玉凯分析说，1982年进行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即经济性质仍然是计划经济。到1988年进行第二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们实行的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加了诸多限制，但经济性质已变成商品经济了。到1993年推动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很显然，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以后，人们的认识有了三次大突破。相应的，行政体制要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比起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的艰难性表现为：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表面上是机构、人员、数量的增减，实质上却是一种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
　　　　五次改革一个启示：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必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改革开放。“十一五”规划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更进一步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迟福林说，我国已从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两大矛盾对政府提出了新要求。
　　　　以行政体制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自身的转型。这个转型应是两大任务：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到一个公共治理型政府。
　　　　新一轮的改革已经启动，新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让人们充满期待。新华社记者 宋振远 张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