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儒举

　　张时超(1912—1970)是从随南农村走出去的领导干部，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朴实和正直，也有革命者经受血与火考验后的忠诚和执着。这种被提炼后的精粹始终伴随着张时超的人生轨迹。从随南县长到大学校长，一路走来，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勉干事、廉洁奉公……
　　1938年1月，刚从武汉大学弃学投身抗日活动的张时超，带着在校接受的进步思想，回到家乡随南何店干革命。他在老家发展了中共党组织，他革命的对象从自家开始。他号召当地贫农在自家山上砍柴、在自家堰塘打鱼。还带头去当地地主家里（包括他的伯父家和他自家）要求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
　　当时，张时超的父亲很不理解张时超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老张家出了一个不肖之子，但是他的伯父张抚之是个明白人。张抚之1903年曾赴日留学，民国初年还出任过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因不满民国政府官场腐败而弃官从商，颇有几分见识。他认为张时超思想顺应时势，敢想敢干，必能成就一番事业。
　　1941年5月，张时超赴任随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委政权部长。这时，他的一个堂兄弟听说张时超当了县长，便找到张时超，想在县政府谋个差事。张时超看到兄弟满带欲望的脸，说：“我们这个县政府不是老张家的，是穷人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是提着脑袋为百姓打天下的政府，你从早断了这个念头，好好做人、自谋生路！”
　　张时超的堂兄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去逢人就讲，张时超做了县官，现在六亲不认……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他这里，他淡然一笑：我们共产党人讲的就是原则，没有原则就不能成方圆！甚至在解放后多少年，他都一丝不苟地践行着这个原则，无论是家父子侄，还是妻女儿媳，都没有从他这里越过这道“红线”。
　　据张时超的爱人周洁回忆：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张时超当时任江西工学院党委书记，像他这一级的干部，国家每月发给十斤精粉（上等面粉）、两斤麻油、五斤黄豆、还有白糖等。这些东西他领到后直接送进食堂，给老弱病残者食用，他自己每餐都和学生一样排队打稀饭吃。没有菜就用盐或酱油拌食。他的粮食供应每个月三十四斤，他主动退掉十九斤，每月只剩十五斤。
　　那几年，他们家里吃过红薯叶、水浮莲、榆树皮、黄荆叶等各种“瓜菜代”。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工作劳累，身体发肿了，张时超才拿出钱买白萝卜煮着吃。萝卜有消肿作用，待浮肿悄悄下去后，他又吃起那些仅能填饱肚子而无多大营养的“瓜菜代”，却把省下的粮食拿到学校食堂。张时超对知识分子特别关心，他说：“国家要建设好，就要靠这些专家教授、这些青年学生；我们能省一口决不能让他们饿着。”
　　张时超时时想着别人，对自己生活却近于苛刻的地步。他的儿子张志正回忆说：“父亲生活简朴，无烟酒嗜好。他的一件呢子大衣除了接见苏联专家穿，平时舍不得穿，这件大衣一直到父亲逝世后还存放在衣柜里。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艰苦朴素，他一生未穿过像样的衣料。”
　　张时超的儿媳陈松回忆：“公爹除生活俭朴外，爱惜粮食如同爱护自己眼睛，谁要是吃饭时掉下一颗饭，非要你拾起来吃了不可。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政治上严要求。解放初期，我家里特别穷，我只读了个中师。但是我是多么想读大学啊！我到江西工学院，向公爹提出想上他们的学院，在大学念几年书。但我不管怎么说，他就是不同意。他当时任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只要他打声招呼，我完全可以免试推荐上大学。但公爹却说，我不会给你说话的，你如果符合条件，考来了，我们欢迎。你如果自己进不来，说明你不符合条件。”
　　“1965年暑假，我到南昌去了一趟，跟婆婆讲我们准备结婚了，该给我们添置一些用品。他们却说‘你们到旅馆去结婚吧。’我原想张个嘴，起码会给我们买些床上用品或给点钱让我们自己看着办。谁知他们那样说，我当时真生气，我怎么找了个这样的高干公爹，舍不得给我们花一分钱。我们到旅馆住几天，屁股一拍就走了，什么东西也带不走，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有什么纪念意义呢？”
　　“我们结婚以后，志正在南昌市工作，我在吉安县乡下工作。正值国家困难时期，月供应五十多斤一下子减少到二十来斤，志正身体也不好。我们向父亲提出把我调到南昌市来，一是解决家不像家的问题，二是也好照顾志正的身体。公爹却把我们教育了一番，说农村好，与贫下中农在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坚持不调动我的工作。”
　　“1967年我生了女儿。一个女教师带一个孩子又要上课，又要打柴、种菜、买米等。买点生活用品得步行十几里路，还有一日三餐得自己做，生活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实际困难。我给公爹写信，请公爹开个口，把我调到南昌市。公爹却又用大道理教育我一番，并严肃地指出：‘你们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党叫你们在哪里，你们就应高高兴兴地在哪里，不允许你们利用我的关系去谋私利……’”
　　“公爹对我们严格要求，对别人却非常体恤，六十年代毕业的江西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对张时超很钦佩，很感恩。因为那时候生活困难，父亲把他的特供品给学生食堂，几年来没有一个学生饿死。同时，父亲重视抓教学，常与学生一道听课，交谈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确实学到了适用科学知识，后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所以，这些青年学生对他都很感恩。”
　　南昌航空工业学校1961届毕业生陈善钧，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张校长。那时候的张时超总是穿着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花白的头发和胡茬也不刻意去修理，脚下一双布鞋，但他精神矍铄，身板硬朗，慈祥和蔼。每次到学生宿舍时，他手里总拿一把笤帚，边看宿舍边打扫卫生，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
　　陈善钧回忆：“我有幸在走廊里见到张校长两次。一次正面相遇，他对我微微一笑，当时我并不在意，也不知道他是谁；另一次是见到他远去的背影，还把他当成了清洁工。”
　　“那是1958年秋刚到学校的第二天，经过一宿的休息，我还没有驱散坐火车的劳累，晕乎乎地去洗漱。在走廊里我看见一个老头在扫地。相对一视时，他对我微微一笑，他是我到校后看到的第一个员工，对学校为新生派清洁工打扫卫生，我感到亲切又感动。几天后，我发现这位‘清洁工’没有来上班，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我们的校长。一个校领导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当时，张时超校长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却用自己的行为，给我上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一课。”
　　张时超在南昌航校的同事张本䘵说：“我是1952年4月从民航调到这所学校的，一直在时超同志领导下工作。1954年暑期，汉口航校迁往南昌，时超同志改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任教务处副主任、教务副校长。1959年为筹建沈阳航空学院，他调任该院副校长，不久，该校停建，他又调回南昌航校，直到1960年初调江西工学院任党委书记。他事必躬亲，为学校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超同志事业心很强，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他到南昌航校直到调走，近十年时间，正是学校初创和发展时期，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学校里有冬暑假，但他很少休息，从来没有外出疗养休息过。1957年他突然大量便血，病情严重，住进医院，等病情稍一稳定，他就又把心放到学校的工作上。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一再叮嘱要把学校的工作搞好，不可有丝毫放松。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
　　张本禄介绍，张时超出身知识分子，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较深的体会，平时同教师的相处，态度平易近人，以诚相待，从不摆架子。因此，教职员工都愿意与他接近，他就像一个敦厚的“长者”，给教师们留下美好的印象。
　　张时超十分关心教学工作，学校全面工作再忙，他也从不放松教学工作，经常了解教学工作情况，还经常听课，有一段时间还亲自执教政治课，他还经常组织大家系统学习教育学，他自己也带头学习。“文革”以前，学校每学期召开有全体教师和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教学工作会议，检查教学工作，座谈提高教学质量和措施，他只要不外出开会，总是每会必到，还尽可能地亲自主持这项工作。
　　张时超善于团结同志，他调离南昌航校以前，校领导班子也曾经多次调整，有时也出现一些矛盾，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诚恳帮助，在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之间有着极高的威信。
　　张时超组织观念很强，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对待个人问题上。解放初期，他在江西做地方工作，后来调到汉口航校工作。1954年组织决定学校迁往江西南昌，他也随学校迁往江西。1959年沈阳航校改扩为学院，他调去任副校长。不到一年，沈航“下马”，他又回到南昌航校，直到1960年调江西工学院。无论到哪里，他都以大局为重，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这种高风亮节、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一直伴随其一生。
　　这就是张时超，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管在什么岗位，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敬业奉献，清正廉洁。他的家人、同事、学生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从家乡何店一步一步走向领导岗位，却不曾衣锦还乡。当地百姓讲，张时超在南昌担任领导干部时，他年逾七旬的老父亲还一直在老家自食其力。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