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珍

　　我出生在随南边沿的一个小山村，恰逢大跃进那年头，家里日子格外紧巴。爸爸在外头搞“大炼钢铁”常年不着家，妈妈顾不上照管我，打小我就跟着外婆过活。
　　那会儿没奶吃，全靠爸爸每月从外地捎回十斤米。外婆把这米看得比啥都金贵，一粒都舍不得糟践。每天清晨天不亮，外婆就蹲在灶台边，添上柴火慢慢熬米汤，熬得米花都融了，稠乎乎的，晾到温乎了，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喂我，自己却啃着难咽的野菜窝头。衣裳是补丁摞补丁，肚子也总填不饱，外婆就上山挖野菜、蒸粗粮饼，想尽法子让我多沾点粮食味。寒来暑往，直到1964年，我才回到爸妈身边，背上粗布小书包，踏进了小学校门。
　　1965年“四清运动”时，当村干部的爸妈被划为“四不清干部”进了学习班。家里只剩我、大我4岁的姐姐，和一个3岁的弟弟，还有牛和猪。那时我才六七岁，每天上午上学，下午得放牛，一边放牛还得一边打猪草。姐姐则守在家里烧火做饭，照看弟弟，撑起一家吃喝。我们小小年纪，干的活比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还多，苦和累都自己默默扛着。
　　七八岁那年夏天，天热得像下火。我放牛时实在熬不住暑气，就爬上那头大牛的背乘凉。那牛性子直，竟一头往堰塘里冲，我年纪小不懂事，死死地趴在牛背上，跟着牛就到了堰塘中间，水没过了半截身子，吓得我一动不敢动，连哭喊都发不出声。万幸旁边有个老人路过，他急得大声喊我，把他的竹篙伸到我面前，厉声叫我抓紧，硬是一点点把我从堰塘里拖了上来。这场景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要是没有那位好心老人，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我了。
　　儿时的日子有苦楚，也藏着细碎的暖。这份暖，成了我往后前行的微光。1970年，我刚满12岁，便到离家近的京山县坪坝镇读初中，那时年纪尚小，却已懂读书的珍贵。两年后，也就是1972年，我又到京山县宋河镇读高中，那年我还不到14岁，求学的路更远了，一去就是30多里山路。
　　那个年代没有车，往返家校全靠一双脚，翻山越岭是常态。天不亮就得起身赶路，踩着露水翻山头、蹚田埂，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涧水。一路奔波到学校，鞋袜常被露水打湿，裤脚沾满泥土，却从不敢耽误一节课。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求学路，和当下的孩子比真是天差地别，一个在地上摸爬滚打，一个在蜜罐里安稳前行。
　　万幸的是，我的爸妈比村里多数父母都通透，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坚持让我和姐姐读书求学。那会儿山沟里重男轻女风气极重，好多同龄女孩早早辍学在家干活。我能背着书包走远路求学，全靠父母的远见。我们在学校苦读赶路，父母在家更是操碎了心、忙断了腿，扛起全家生计的同时，还时时记挂着我们的冷暖温饱。
　　如今我已68岁，早已退休安享晚年。回望这一生，儿时外婆的米汤暖了岁月，陌生老人的援手救了性命，父母的支持给了我奔赴远方的底气。那些吃过的苦，磨硬了我的筋骨；那些遇过的暖，温柔了我的岁月。感恩生命里每一份善意与成全，是这些照亮我岁月的人，让我在贫苦岁月里不曾迷茫，在风雨人生路中稳步前行，也让我懂得珍惜当下的安稳幸福。余生常怀感恩，不负过往，不负岁月，更不负那些曾予我光与暖的人。
　　（作者系曾都区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