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宗荣先生虽然从政多年，但仍保持了一脸书卷气。工作之余惟一的爱好就是写作，他已出版了好几本书，人称“作家主席”。最近，他将数年来游历山水的五十四篇散文编成一本书，名曰《日照金瓯》，准备奉献给读者。
　　　　我历来认为，业余作者比起专业作家来，其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因此也就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业作家。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那么多名篇，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大多由业余作者完成。从屈原、宋玉开始，一直到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等，几乎全部是做官的出身。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中国文学瑰宝，这八大家都是高官。从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他们文集中精华的部分，都是在仕途失意时写出来的。如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便是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的作品；柳宗元最好的“永州八记”，亦是在被逐出京城之后，在贬谪地完成的杰作。杜甫说“文章憎命达”，便是总结出了这个规律。但是，也有例外。如白居易，一生少有命运蹭蹬的时候，却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典型的官运文运俱佳。尤其难得的是，他一面过着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生活，一面写出“新丰折臂翁”这样悲天悯人的传世之作。2002年，我访问印度，在加尔哥达，参观了泰戈尔位于市中心的故居。这所宅院花木扶疏，非常奢华。但是，依着二楼的栏杆，我们就可以看到街上的蓬头垢面的乞丐。相信早了七十年的泰戈尔，看到的乞丐不比我现在看到的少，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那所房子里写出 《吉檀迦利》这样的不朽作品。我当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富有而又优雅的人同情穷人与弱者，往往会获得社会的更大的尊敬和爱戴。国外是这样，国内也是这样。这就是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等文豪们的声誉历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官员出身的作家撇开不谈，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则立刻变成了空壳儿。但是，从上世纪开始，这情形有了变化。由于报刊的发明，造就了一批专靠文字吃饭的编辑、记者，当然也包括作家。解放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国家包养的专业作家。在改革开放前，专业作家属于特权阶层，每到一处，更是受到众星捧月的欢迎。近二十年，随着国家兴奋点的转移，文学被边缘化了，本属于社会宠儿的专业作家，受到了空前的冷落。但是，即便是冷落，专业作家仍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无庸讳言，我们的文学在形势上正面临艰难的抉择，试图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现在我们欣慰地看到，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出现。这就是我们的文学队伍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扩大。譬如说年轻的如郭敬明、韩寒这样的校园作家；像痞子蔡、慕容雪村这样的网络作家，正在给中国文学增添新的亮点。当然，还有不少的像熊宗荣这样的官员，从政之余，以极大的热情，磨砺自己的彩笔。由于他们的出现，文学更回归到它的正常状态：既是自发的，又是魅力四射的；既是大众的，又是凸现个性的。
　　　　从这一点看，熊宗荣的《日照金瓯》的出版，便有着特殊的意义。熊先生的文笔朴实，他以最平淡的语言道出自己最真挚的感受。故弄玄虚的文坛流弊没有影响到他，因而他能真正地做到“我笔写我心”。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生命的历程，因而也记录了时代。
　　　　注：熊召政先生系中国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作者，屈原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获得者。
　　熊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