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宗荣先生虽然从政多年,但仍保持了一脸书卷气。工作之余惟一的爱好就是写作,他已出版了好几本书,人称“作家主席”。最近,他将数年来游历山水的五十四篇散文编成一本书,名曰《日照金瓯》,准备奉献给读者。
我历来认为,业余作者比起专业作家来,其作品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因此也就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业作家。今天我们所能读到的那么多名篇,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剧,大多由业余作者完成。从屈原、宋玉开始,一直到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等,几乎全部是做官的出身。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中国文学瑰宝,这八大家都是高官。从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即他们文集中精华的部分,都是在仕途失意时写出来的。如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便是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的作品;柳宗元最好的“永州八记”,亦是在被逐出京城之后,在贬谪地完成的杰作。杜甫说“文章憎命达”,便是总结出了这个规律。但是,也有例外。如白居易,一生少有命运蹭蹬的时候,却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典型的官运文运俱佳。尤其难得的是,他一面过着锦衣玉食的士大夫生活,一面写出“新丰折臂翁”这样悲天悯人的传世之作。2002年,我访问印度,在加尔哥达,参观了泰戈尔位于市中心的故居。这所宅院花木扶疏,非常奢华。但是,依着二楼的栏杆,我们就可以看到街上的蓬头垢面的乞丐。相信早了七十年的泰戈尔,看到的乞丐不比我现在看到的少,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那所房子里写出 《吉檀迦利》这样的不朽作品。我当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一个富有而又优雅的人同情穷人与弱者,往往会获得社会的更大的尊敬和爱戴。国外是这样,国内也是这样。这就是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等文豪们的声誉历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官员出身的作家撇开不谈,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则立刻变成了空壳儿。但是,从上世纪开始,这情形有了变化。由于报刊的发明,造就了一批专靠文字吃饭的编辑、记者,当然也包括作家。解放后,更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国家包养的专业作家。在改革开放前,专业作家属于特权阶层,每到一处,更是受到众星捧月的欢迎。近二十年,随着国家兴奋点的转移,文学被边缘化了,本属于社会宠儿的专业作家,受到了空前的冷落。但是,即便是冷落,专业作家仍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无庸讳言,我们的文学在形势上正面临艰难的抉择,试图找到新的生存空间。现在我们欣慰地看到,一些新的积极的因素正在出现。这就是我们的文学队伍不是在萎缩,而是在扩大。譬如说年轻的如郭敬明、韩寒这样的校园作家;像痞子蔡、慕容雪村这样的网络作家,正在给中国文学增添新的亮点。当然,还有不少的像熊宗荣这样的官员,从政之余,以极大的热情,磨砺自己的彩笔。由于他们的出现,文学更回归到它的正常状态:既是自发的,又是魅力四射的;既是大众的,又是凸现个性的。
从这一点看,熊宗荣的《日照金瓯》的出版,便有着特殊的意义。熊先生的文笔朴实,他以最平淡的语言道出自己最真挚的感受。故弄玄虚的文坛流弊没有影响到他,因而他能真正地做到“我笔写我心”。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生命的历程,因而也记录了时代。
注:熊召政先生系中国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作者,屈原文学奖和矛盾文学奖获得者。
熊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