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儒举
　　关于青铜，早在40多年前，我所在这个城市的西郊——擂鼓墩，成规模发现、发掘后，对于它的好奇心，我就一直没能停止过。原因是在它的周边或周围，一直都有不断的发现和发掘，你想忘了这个话题都不行。考古学者还从这些青铜的铭文中找到了几乎被历史遗漏掉的曾国。叶家山、文峰塔、义地岗、枣树林……近些年来，有关曾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应接不暇，这些墓地均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据说，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是中国四个青铜器大省。这几个省份所藏的青铜器，不光是跨越年代久远，发掘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功能齐全，涵盖古代的一切生活用品。就近说，湖北大批量青铜器出土集中在随州、襄阳、荆州、黄石、咸宁，其中尤以随州为最，据初步统计，仅随州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总数量就超过万件，其中随州枣树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就达2000余件，真个让考古界人士叹为观止。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它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内容。随州作为青铜器的出土重镇，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尤其是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曾国与周天子同出一脉，西周初年分封立国于今随州一带。春秋至战国早期，曾国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国青铜器出土数量众多、特色鲜明。尤其是曾国的核心地带随州地区，被考古界誉为“青铜王国”。
　　当然，楚国青铜器也不能不提。从楚国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楚国鼎盛时期主要分布在湖北、河南、安徽、湖南等地。如今，楚国青铜器也主要出土于这4个省份中。楚以“不与中国之号谥”为名在江汉间迅猛发展，文化上却兼有中原和土著的特征。楚公逆钟（山西博物院藏），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穆侯之墓，一组8件，钟铭68字，记述楚公逆为祭祀祖先，得到纳贡的赤铜九万钧（在古代，一钧相当于现在的30斤），制作了大量编钟。楚公逆即《史记·楚世家》记载的熊咢，在位时间与晋穆侯相当。楚公逆钟出土于晋侯墓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晋两国已有交往，并互有馈赠。当然，上述的青铜馆藏与随州青铜馆藏，不在一个档次上。随州博物馆现有馆藏文物除了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36件编钟外，吴家湾墓地出土的菱形勾连云纹铜敦、三里岗毛家冲出土的凤鸟扉棱铜镈、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国青铜器等等，都是青铜器中精品中的精品，令人叹为观止。
　　我国的青铜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夏代晚期开始，至商西周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后到春秋战国早期已趋向成熟并进入鼎盛时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把中国历史的发源称为“满天星斗”，大概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起源，并非是只有黄河中下游一个地区，还包括长江、珠江以及中国边疆的其他地区。中国青铜文化也和中华文化起源一样，呈现“满天星斗”的局面，长江中游的环大洪山区域就是其中之一。
　　大洪山南麓的江汉平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的影子。在今天天门市石家河镇发现的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距今大约在4000-6000年之间。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青铜片，考古学家认为这是青铜刀。关于它是不是最早出现的青铜器，考古界一直没有定论，但其质地为青铜，是确凿无疑的。
　　上世纪50年代，在湖北省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发现了商代盘龙城遗址。从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规格来看，此时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冶炼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但是这些青铜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地域特点，反而具有早商时期中原文化的特色。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真正给世人带来惊喜，还是随州曾侯乙墓青铜器的出土。其中，曾侯乙编钟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音域最全、保存最为完好的编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曾侯乙尊盘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曾侯乙墓青铜器既保持了中原体系青铜器的许多风格和特征，又有鲜明的曾楚地域特色，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
　　在随州及周边曾侯墓葬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量制作青铜器的铜料，原料的丰富以及经济的发达都为这里青铜器的铸造奠定了坚实基础。京山苏家垄曾国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器型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繁缛，铸造水平高超。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为复原曾国历史、了解涢水上游地区古代文化面貌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曾伯桼墓出土“金道锡行”等铭文，是研究周王朝经营南方和管理矿产资源的重要资料。保障“金道锡行”的通畅，正是以随州为核心区域的曾国所承担的重要使命。不禁对青铜原料的开采、冶炼、运输产生了浓厚兴趣。
　　带着这种浓厚的兴趣，2025年8月8日笔者专程来到了位于湖北黄石的大冶市，参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期，祭祀和战争所使用的就是青铜铸造的礼器、乐器、兵器。礼器中的“九鼎八簋”是天子的象征。大冶铜绿山古铜矿所产铜料往中原地区运输的“金道锡行”主线路，以大冶湖为起点，经长江、盘龙城、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到达中原地区。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熊熊炉火中，铜矿石被熔炼为较纯净的铜锭，成为青铜铸造的主要原料。铜绿山矿区目前已经发现冶炼遗址50余处，清理出春秋战国和汉代鼓风冶铜竖炉16座。宋代炒钢炉（残）17座，宋代至明代铜矿火法脱硫的焙烧炉8座，清代冶铁炉3座（组）、烧炭窑1座；古代炉渣堆积40-50吨，推测整个矿区累计生产粗铜不少于8-12万吨。说明古代铜绿山地区已经形成了就山采矿、就地冶炼的完整采冶体系。
　　对于铜绿山青铜时代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和认定，是在1973年10月。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收到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绿山铜铁矿革命委员会寄来的信函及出土的铜斧后马上回电，要求保护好现场。随后孔祥星等考古工作者抵达铜绿山，经过一周考古调查，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采矿遗址。进一步挖掘表明，铜绿山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和珍贵的矿冶遗址文物标本。
　　从1973年开始，铜绿山矿区先后发现古代文化遗址100多处，包括采矿、冶炼和墓葬等，其中35枚春秋时期矿工脚印和四方塘古墓葬区的发掘，解决了古铜矿遗址“见物不见人”的问题。遗址年代始于夏商，经春秋战国，一直延续到秦汉，是中国发现并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古矿冶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矿冶考古的序幕，也为随州“青铜王国”铜料来源乃至商周中原地区铜料来源找到了答案。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随州市作协副主席）